旺報【林琮盛】
歷經4天驚魂夜後，47歲的女工劉萍終究回到江西新餘渝水區的老家。5月13日，劉萍被警方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傳喚，接著就被自己的老東家「新餘鋼鐵廠」軟禁在招待所，24小時監管，並斷絕與外界的任何聯繫。
劉萍被軟禁，是因為她打算以一位「獨立參選人」身分，參加渝水區人大代表選舉。
但該區的換屆選舉投票已於5月15、16日進行完畢。當劉萍返回家中時，即便區人大代表「改朝換代」，也與她無關了。
今年至明年上半年 是大陸省、市、縣、鄉四級黨委集中換屆之年。據大陸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只有最基層的區、縣或村人民代表大會是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至於全國、省、市自治區的人大代表，由低一級的人代間接選舉產生。
有底層有知識分子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陸湧出了數十位欲擺脫中共掌控的「獨立參選人」，透過微博和網路，宣布以「獨立身分」參選各自所在選區的人大代表。這批參選人有作家、學者、律師等知識分子，也有像劉萍這樣社會底層、只想維權的工人。
獨立參選人會冒出頭，概念和訴求其實很簡單：他們打算透過政治實踐，用行動來代表自己的聲音，而非「被代表」。
這些人讓地方政府很頭痛。為了不讓這些獨立參選人「得逞」，造成政府困擾，地方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威脅利誘，無非是要讓這些的獨立參選人「安靜一點」。
管理模式落後現實
但矛盾的是，當地方政府極力維穩，但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卻仍潛伏其中時，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卻坦承，中國目前的社會管理模式滯後於現實，有關工作在當前「更為艱鉅繁重」，凸顯當局在社會管理方面遇到的壓力。
問題追根究底，仍在「體制」瓶頸。用中國社科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的話說，就是「剛性穩定」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在「剛性穩定」結構下，政府的社會管理經常簡單地二元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政府常不願細分社會衝突究竟是工具性（以衝突為手段，重點在維權）或價值性（為了推翻體制）。最後把民眾的意見表達通通視為對社會管理，乃至對政體的威脅。這導致政府和底層百姓之間必須直接面對彼此的矛盾，缺乏一個緩衝地帶。
在中國，民意其實不缺發聲管道。但問題在於，其實際運行效果令人搖頭。諸如信訪，常是徒具形式，地方政府把信訪視為麻煩，甚至粗暴截訪。
針對社會矛盾，美國已故政治學大師杭廷頓並不陌生。他在其經典大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已明白闡述「現代性（民主）會帶來穩定，但現代化（民主化）過程卻帶來動盪」。
因此，當中國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政治體制能否吸納這些底層的反對聲音，直接涉及大陸百姓對中共政權的政治認同和合法性。
微博崛起衝擊體制
面對體制瓶頸，中共深刻瞭解。從鄧小平到胡錦濤，都公開提倡過「政治體制改革」訴求。但關鍵在於「政改」究竟是「大改或小改」？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即觀察到，「中共內部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共識，但對如何改卻缺乏共識」。
因此，在共識尚未釐清前，在「剛性穩定」結構下，政府只好不分一切，只要是不穩定的苗頭一冒出，一律「撲殺」。
但在「微博」崛起後，卻衝擊著中共現有的「剛性穩定」。微博讓中國民間參與更加通暢、快速。
尤其，這些「獨立參選人」的政治實踐，本質上是在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權利，以實際行動貫徹「憲政主義」。
這場獨立參選人和地方政府的戰爭，宛如一場「實踐憲政主義」和「中共捍衛政權、維護社會穩定」的衝突。此時，中共除了撲滅燎原之火外，又該如何的因應？
官方因應：先求有
對此，中共當前的作法是：「先求有，再求好」。所謂的「有」，就是在不違背現有的政治秩序下，強化普通民眾，尤其是流動人口的政治參與度。透過完善、改進現有法律體制，吸納基層更多不滿意見的聲浪。
近日，大陸全國人大工法委就提出：「保障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縣鄉人大換屆選舉中應當予以重視和解決的問題。選民如果在選舉期間外出，經選舉委員會同意，可以書面委託其他選民代表投票。對於選民實際上已經遷居外地但是沒有轉出戶口的，在取得原選區選民資格證明後，也可以在現居住地的選區參加選舉」。
姑且不論選舉執行面是否有問題，檢視此一政策論述，大陸已提前台灣實行所謂的「變相的不在籍投票」，尤其是處理近3億龐大流動人口的政治權利。
與時俱進面臨現實
其次，強化對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近日，中國就準備立法禁止「被精神病」，不得無故限制人自由。這種「被精神病」的案例，最常發生在信訪事件。先前，不少大陸基層老百姓因上訪等原因，而被強迫關進精神病院，引爆不少民怨。
中共最強調「與時俱進」，尤其在涉及政權的穩定性和缺乏政黨競爭的體制下，中共高層時時刻刻都處在居安思危的狀態。但管理如此龐大人口和面積的國家，「與時俱進」面臨的，除了是黨內矛盾外，恐怕還有更多的客觀現實，以致於讓「政治體制改革」走得步履蹣跚、舉步維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