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拳繡腿打不出居住正義
文/衛德所
請君入甕的居住「正義」
今年五月,行政院內各部會一連拋出數個解決現今高房價民怨的方案,配合奢侈稅實施,作為「實現居住正義配套措施」政策內容,包括以興建為主軸的「合宜住宅」(內政部)、「現代住宅」(經建會)與「社會住宅」(內政部),另外還有以優惠貸款為主的「整合住宅補貼方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優惠貸款」(財政部)等等,林林總總的方案政策讓人眼花撩亂。
乍看之下,政府以投入公有土地興建住宅方式,提高住宅供給,同時也透過優惠房貸措施,降低青年購屋門檻,提高需求面的誘因,似乎仍不違背一般經濟學供需觀點。然而,一般社會輿論卻不予以支持,主要認為目前空屋率仍高,興建可買賣的公有住宅在數量上並不能緩解住不起的問題,而提高貸款額度、延長借貸年限,只是讓青年承擔更高的利率變化的財務風險,同時變相助瀾投機者囤積、哄抬,讓高房價沈重貸款的刀俎,魚肉這代的青年直到他們白髮蒼蒼、納完貸款。
人兩條腿,錢四條腿,房價開飛機
前述出台的新政策之所以遭到無情且嚴厲的批評,簡言之,這些政策了無新意,與過去民進黨時代的住宅政策相似,越是想止血,卻招致反效果。今日高房價的問題並不在於國宅數量的多寡、也不在於貸款額度的高低,而在於房價不合理之飆漲,一方面雖創造了有住宅者的財富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無住屋者追高無力,致使無力買房,侷促在簡狹的租屋,或有貸款買房者壓縮生活其他消費。以薪資收入之多數供養棲身之所,致使多數的雙薪家庭無力扶養下一代,於是日日沸騰著高薪貧窮論與相對剝奪感,匯成民怨之首。
一般檢視房價合理之範疇,是以房價與年所得比相較,依照聯合國所做的調查,全球各國與都會地區房價所得比的中位數約在6.4左右,當下為凸顯房價所得比偏高,而另名之為「購屋痛苦指數」,依照內政部營建屬在奢侈稅通過前所發佈99年第4季的資料顯示,全台6大都會區房價所得比高達8.9倍,而臺北市房價所得比更高達14.3倍,貸款負擔率為56%。簡單的換算,意即民眾需不吃不喝14.3年才能住得起臺北市,也意味著住進臺北市就必須背負27年的貸款。根據歷史的資料,臺北市的房價所得比自92年的5倍多,短短8年竟翻展1倍,國人薪資所得已「凍漲」許久,而房價竟然還可持續飆升,一般民眾望房興嘆的當下,過剩的資金以及人為惡性炒作仍在持續吹脹整個房地產的價值。
稅制與平價租宅兩頭並進
青年在現有薪資條件下難以進入住宅市場,但從居住權以及對於市中心區工作、消費、公共設施使用等不同面向的依賴,政府的確應當在高房價的環境底下,另外尋求其他解決的途徑。興建平宅雖可達政策宣示的功效,然而按照臺北地區市中心區現有的公有土地資源,所興建的平價出租住宅數量,對於住宅市場影響如九牛一毛,若真要達到居住權的公平性,恐怕需要釋出大量的公有土地,並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台灣公部門並非如同荷蘭擁有大量的公有土地,也非新加坡歷經40多年的發展,已形成組屋的居住環境,不論是「平價」、「現代」、「社會」、「公營」住宅,恐怕也都是名稱響亮但影響有限。
或者,除了積極尋覓各種興建住宅的方案外,循著台灣現有市場的條件,政府介入空屋的使用。租賃是一個可能的方向,至少在以私人所有權為前提的市場當中,以公權力清理閒置、低度利用而待脫手的餘屋,以及公有行庫所承接的不良資產,以平實的價格提供無法擠入住宅市場民眾租賃、居住,也許是在房價所得比回復民眾可負擔的合理水準前,一種過渡的手段。
除了介入肅清惡性建物囤積的炒作,轉為可平價出租的物件外,平抑高漲的房價,更要從稅制、金融手段遏止土地與建物人為的哄抬,透過提高房屋交易成本與持有成本的方式,讓房地產不再是高抗跌性的金融商品,而能回歸其使用面的價值。試想在薪資停滯成長的期間,房地產仍然畸形地飆升,無非是土地與建物融貸的取得條件過低,同時土地增值又淪為私人獲利,從而土地與金融迅速的掛勾,形成台灣近20年新興地方政治勢力與財團的基礎。
因此,奢侈稅只是第一步,後續的配套不止是能使房價交易透明的「房價實價登錄」,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房屋稅、地價稅、交易契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屋交易所得稅的調整,這才是政府積極面對高房價的實質作為。「實現居住正義配套措施」所陳列的政策,不過只是花拳繡腿、政策表演,在選舉前應有的良好姿態而已,充其量只是博君一笑,使先前凜然宣示居住正義走味徒然,瀰漫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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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叫天使們下地獄?醫療商品化「成果」的反思
白袍醫生與白衣天使,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形象,往往是受到病人、家屬所仰賴與敬重,也經常是公認的社會領袖。當健保推行使就醫便利、民眾醫療負擔減輕之後,卻開始發生一連串顛倒,包括急診室內就醫民眾及家屬對醫護人員的暴力威脅、醫生過勞中風癱瘓、實習醫生過勞死,護理人員也站上五一勞動節街頭,抗議過低的薪資與過長的工時,要為自己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與待遇。
原來人們眼中代表健康福音的醫護人員,以長時間處在勞動條件窘迫的環境之中,醫院越是擴張、病床數越是成長,卻反而加重醫、護人員的負擔。看來似乎這些年健保黑洞,不僅僅是財務赤字,也是醫護人員過勞低薪的黑洞。追求利潤的醫療集團代表與力求壓縮成本的衛生署前官員在媒體上頻頻開戰,後者批評前者為求醫療集團利潤極大化搞軍備競賽,併購擴建分食醫療市場不照顧醫護員工;前者批評後者在總額管制政策下,持續緊縮健保給付,變相造成醫院必須緊縮成本。醫院企業行為與國家醫療作為之間的矛盾未解,已造成大量的護理人員流失、退出工作行列,而第一線護理人員的不足將是以民眾醫療品質為代價。
若醫療保障是國民健康重要的依靠,同時也是國家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一環,如同教育一樣,這是整體社會必須要共同負擔,亦即醫療支出佔國家預算與經濟生產GDP的份額都應該提高。然而醫療產業商品化與市場化才是整個問題環節當中最嚴峻的挑戰,台灣前數大財團競相插旗醫療市場,雖看似披上社會公益責任漂亮美譽的外衣,卻怎麼也掩蓋不住追求利潤的資本規律,特別要面對「股東」之時,社會良心只是不中聽的閒言閒語,漂亮的財務報表才是真王道,社會集體投入越多的資源,越是餵養出貪婪的白色巨塔。
面對挾人命自重的醫療企業集團,單靠衛生主管機關在健保核算上的錙銖必較,恐怕難以撼動其行徑,只是淪為提款機的角色。如近日所發生實習醫生過勞死的問題,就必需要從教育制度設計、合理的醫療工作時數限制著手,這必須依賴跨部門的機制,如勞委會與教育部等部會,另外同時面對日益發達的醫療產業資本,更需要重新檢討公立醫院發展與定位,以及法人醫院的租稅優惠制度,今日醫病關係、醫護勞動條件惡化已充分反應自由化、市場化的惡果,此時此刻是國家重新介入管制的時機,也是醫療工作者團結起來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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